葛本成 | 《金钟歌》与消失的大金钟

古钟被曳入校园

金代古钟考

新近，笔者在爬梳文献、整理资料过程中无意发现金代古钟上的铭文或题款拓片(现藏于河南大学图书馆)，如图6—9。

图6

图7

图8

图9

其中，图6铭文辨识如下：

见子台僧普济僧中之杰也为□冶钟深存诚意铸而助善且殊薛冶之镕扣则消灾应异丰山之向共奈力□独□诚告四他所皆(背)求吾门不到理因知之心口相誓以铁五百斤□钱五千以僧人庸成善果所异增延老堂□母之寿新郑县爨村张玮

图7铭文拓片有文字“信武将军行南京□□县尉骑都尉开国男食邑□百户”等。图8铭文拓片中有文字“怀远大将军行南京中牟县令轻车都尉开国伯食邑七百户术甲”等。图9铭文拓片仅可识“众首”等个别文字。

四张拓片被装裱在一个卷轴上，卷轴背后用铅笔标记“开封铁塔寺金钟拓片”。这为后人保存了金代古钟铸造的丰富信息，钟上铭文也成为珍贵的文献。至于何人所拓、拓于何时，已不可考。根据古钟运至河南大学校园的时间与日军占领校园的时间推测，大约拓于1924年3月至1937年12月之间。瑞典商人沃尔夫在其《1912年的中国之旅》一书中，为后人保留了其于该年10月12日拍摄的铁塔及金代古钟的照片，提供了另一个视角的金代古钟影像(图10)。但作为商人的沃尔夫虽然喜欢文物，却对钟上铭文不知所以，把该钟误为明代古物。[8]

图10

对于金代古钟，当时就有学者考证，并赋诗以记之：

三月三日岁甲子，上方寺前集多士。荷锸持畚搰泥沙，邪许呼声闻数里。古钟沉埋不计年，一朝竟被发掘起。前曳后拥迤逦行，移置胶庠伴图史。剜藓剔苔勤洗濯，考文索画细谛视。顶端纽结故盘旋，行间字迹半销毁。摩挲那可寻年月，指点仅能辨姓氏。术甲名族非华胄，金源盛时多月无仕。不见遗刻铭勋伐，只剩署衔夸金紫。复有残文任欹斜，细绎剩义尤粗鄙。姑舅输捐名尽存，主臣致颂誉溢美。旋乾转坤仰法轮，鲸怒龙吟宣佛旨。中牟村会佐之成，见子台僧倡其始[9]。忆昔虏骑扰梁园，尽辇宝器入燕市。阛阓一空化飞灰，庭实百旅委流水。仅遗石佛莞尔坐，更有铁塔岿然峙。岂因历劫未能灭，即为我佛特锡祉。宝像当更著声灵，法物须教备驱使。取材下及段池铁，鸠工重徵凫氏技。铸成不待伶州量，撞时且合僧谦喜。骄虏岂与佛无缘，遗民犹为神所齿。不然信士名都留，何独女真人不纪[10]。胡元定鼎时无几，朱明失驭乱未已。妖氛飘忽流寇狂，重器播迁亲藩死。名都翻成古战场，繁市多为新军垒。磨室故鼎竟沉沦，梵宇崇构也倾圮。三百年始寻劫灰，千石钟还没泥滓。完存想为鬼呵护，凭吊徒供人诋訾。浮生上寿能几何，勒石铭金止如此。我因放歌聊快意，敢诩高谈兴废理。[11]

这首《金钟歌》是中州大学国文系王履泰(字志刚)先生所作。首次发表于《孤兴》1925年11月第2期，后又在《进德月刊》1937年第2卷第10期刊发。王履泰，河南固始人，曾任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国文、博物教员，中州大学国文系讲师，河南省政府教育厅秘书长兼第一科科长，河南省重修通志处纂修等。《金钟歌》是目前发现的对河南大学校园保存金代古钟详细考证并记录的稀有文献，虽然是以诗歌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却为后世保留了极为珍贵的文字记录。该诗应作于1924—1925年间，即古钟被从铁塔前移放至中州大学校园后。《金钟歌》从一个侧面也证明，当时王履泰先生即对钟身铭刻文字作了辨识、考证。长诗记录了金代古钟造型、铭文大意、从铁塔下移放至中州大学的具体时间。该钟铸于金代，系由子台僧普济提议并经中牟村会募捐而铸造。钟的顶端纽结盘旋，钟上铭文镌刻了捐资者姓名。“三月三日岁甲子”，即1924年3月3日，《金钟歌》所记移置古钟具体日期与《新中州报》报道有出入，应系误记。

王履泰在他文中，亦有对两口古钟的考证和移置时间记录：

寺(铁塔寺)前有铁钟二，偃卧沙土中，一为康熙七年制，重约二千斤，未纪造钟之原始；一无纪年，重约三千斤，考其上所镌之人姓名官级，似尚在金宣宗南迁以前，惟造钟之原始，亦仅云见子台僧普济，僧中之杰也，誓铸洪钟，由某首助铁五百斤……余则为各村会施捐人姓名，并未涉及此寺。民国十三年春，二钟均移置中州大学内保存矣。[12]

这篇文章记录的金代古钟和清代古钟的重量，与《新中州报》报道相去甚远。虽则有如此前后报道或记载上的落差，却不影响二件古钟的文物与文献价值。尤其是大金钟，或许更值得推究与讨论。

金朝是我国北方一个由靺鞨人后裔女真人建立的与宋朝对峙、较量乃至激烈冲突的少数民族政权。北宋、辽、金乃至后来的南宋、金、元关系与彼此互动是中古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女真人曾受契丹人所建辽朝的统治、剥夺，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后便反抗这种压迫与勒索。为了要回被割给辽的幽云十六州等，北宋同金朝签订盟约，联手夹击辽朝。在攻灭辽朝的过程中，金的力量积极主动并发挥主导作用，而徽宗在位时期的北宋已进入末世。灭辽之后，金兵顺势南下，攻击北宋。宋徽宗赵佶匆忙传帝位于钦宗赵桓。北宋虽有李纲、宗泽等主张并积极抗战，但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懦弱、屈服，金兵于靖康元年(1126)底攻入开封并在次年北撤，北宋结束，徽钦二帝、后妃、宗室、贵胄、朝官等人被带走，大量的珍宝、法器诸物遭抢掠，“府库畜(蓄)积，为之一空”[13]。到海陵王完颜亮时，为了进攻南宋，改汴京为南京，复经营开封，“至营南京宫殿，运一木之费至二千万，牵一车之力至五百人。宫殿之饰，遍傅黄金而后间以五采(彩)，金屑飞空如落雪”[14]。后来，蒙、金双方最高统治者虽俱发生了更替，但蒙古灭金的步伐并未停下。窝阔台时，蒙古与南宋达成夹攻、灭金协议，金的局势危殆。金哀宗于天兴二年(1233)逃离开封，金朝都汴数十年的历史画上了句号。金人在开封的大规模营建活动应该为后世留传下一些物化成果，但由于开封处在四战之地，风雨洗礼不断，能够佐证宋金之间重大历史事件的遗存在目前开封几无保存，似乎唯有大金钟与铭文拓片是珍贵证据、重要线索。

女真族姓氏分“白号之姓”与“黑号之姓”，其中， “黑号之姓”有十六个姓氏，“术甲”系“黑号之姓”之一。[15]有金一代，获授怀远大将军者有完颜丑和、乌古论长寿与胡道润三人，皆在宣宗朝。考察钟上铭文姓名、官阶，该钟的铸造年代当在宣宗朝。应当见识过大金钟的王履泰在《金钟歌》中所言“术甲名族非华胄，金源盛时多月无仕”，明确地指出了金朝的女真贵族在开封豪横生活的情形，以及人们对这一少数民族所建政权暗含的抵触情绪与轻蔑，说明王履泰认定大钟为金代器物、解读术甲是金之贵胄是准确与恰当的。从能够充分、有力证实宋金之间战与和关系的角度看，大金钟无疑是一件重量级别的文物。

大金钟等的消失

全面抗战爆发后，河南大学面临的形势日益严峻、险恶。1937年12月，仅留下少数人作为校园看护后，河南大学南迁。1938年6月，日军攻入开封。自此，校园沦陷，被作为日军开封驻军司令部。1945年12月，学校自宝鸡迁回开封。这时，人们才发现作为古物的金代古钟消失了，一同消失的还有大礼堂内的钢架座椅与作为校令钟的清代古钟。大金钟今安在?人们不禁牵挂和追问。

日本侵略者抢劫和破坏中国文物，有计划和有规模者可追溯至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其时，日本宫廷顾问九鬼隆一就亲手制订《战时清国宝物搜集办法》。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对我国文物的肆意掠夺随处可见。仅以铜器为例，1939年，日军劫掠了杭州净慈寺内的所有佛具。其中有铸造于明朝洪武年间的“南屏晚钟”，该钟全系纯铜，重达两万余斤。同年，日军侵占海南崖州古城的观音阁，后为田中商社株式会社所用，阁中有一口铸于唐代的大铜钟，是珍贵的历史文物，1941年田中商社株式会社把这口铜钟运往榆林港而潜移东京。1940年3月，日军占据北京西郊建于辽代的大觉寺，将寺中宝物劫掠一空，其中有大明古铜磬一口。另在1940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考古研究室派遣关野雄等人，在占领商丘日军的帮助下对商丘的古代遗迹进行考察和盗掘，并将盗掘的文物运回日本。1942年至1943年，进驻安阳的日军对殷墟进行大规模盗掘，大批珍贵的文物被劫往日本。然而，从截至当前所知的我国历次被劫往日本的文物、古物中，看不到大金钟名列或藏身其中的可能性。

由于战争的消耗，1942年8月至1945年6月，日军在华北屡次向各机关及商民征集铜铁料，仅北平社会3次“献铜”1 264 154斤，其中不乏有价值的古物。南开大学被日军摧毁之后，学校原有大钟寺赠送的一口大钟，重1.8万斤，钟面刻有全部《金刚经》，被日军拉走，熔做枪炮子弹。河南省博物馆被迫献铁炮43尊，铜钟1个，铜炮2尊，铜云牌、铜锅、铜炉、铁鼎各1个，古钱3箱。[16]日伪“河南教育厅”命令学生“献铜、献铁、献废茶叶、献空酒瓶”，以支援“大东亚战争”[17]。“开封沦陷期间，河南大学……大礼堂内2880个钢架座椅被日寇拆去用于生产军火”[18]。那么硕大的金代古钟是否也会惨遭同样的对待?

20世纪80年代，开封博物馆曾收到一本日本人寄来的影集，其中有十几张照片，内容是日本人从铁塔附近(一说从河南大学校园)把大钟装到车上，运往大相国寺，受到大相国寺方丈以及伪省政府主席接见的情况。但有学者考证，相国寺现存的古钟并非河大校园那口金代古钟或康熙年间铸造的古钟。相国寺“现在的钟亭，建于1974年……内悬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所铸的铜钟一口，高约八尺，重一万余斤。那铜钟的上部铸有‘皇图巩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辉，法轮常转’十六个字的铭文”[19]。日军的这种行为有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嫌，河南大学校园内的金代与清代古钟的命运可想而知。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全面、重大损失，影响深刻、深远，其中就包括对我国教育文化事业等的严重摧残。虽然在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曾做过这类的抗战中人口死亡和财产损失调查，但因当时的中国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长期战争的破坏和大规模的机构与人口迁徙，加之损失申报截至1945年12月底，内迁单位大部分未能返回原地，一时无法得出较准确统计，因此，“关于中国抗战时期文物损失的统计是极不完全的”[20]。战后中国政府递交盟军总部的《抗战时期中国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就缺少南开大学等主要大学的图书损失，原因亦同此。

1945年12月，河南大学才决定从陕西宝鸡返回开封，无暇顾及校园中财产损失情况。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河南人民检查署《关于日本战犯在河南的罪行材料汇集》亦无涉及河南大学校园物品损失的记载。有关统计中，只计入了学校南迁办学过程中在嵩县潭头的损失、河南通志馆(时附属于河南大学)的损失，以及个别教授损失的物品。作为校令钟的清代古钟尤其是被视为珍贵文物的金代古钟等，既未统计在内，也无法知其去向。由日本军国主义所造成的这种后果，不能不说是一件恨事。

结语

“眼前的事物是在流动变化的，未来则被蒙上了一层面纱，唯有往昔是不可改变和清晰可辨的。只有从往昔的历史中，我们才能学会理解世间盛衰无常的生活。没有它的帮助，我们很难阐释生活中的这种阴晴圆缺。”[21]《金钟歌》与金代古钟铭文拓片的发现，为河南大学校史研究以及金代历史研究等提供了有力的文物、文献资料。金代古钟作为文物的流转变迁，承载了历史记忆与国仇校难的时代伤痛。梳理这一段历史，更加彰显这所大学文化的厚重，同时也让人们痛感侵略战争对我国教育、文化等事业的破坏。

在抗日战争中，围绕大盂鼎、毛公鼎等这样的重量级文物都曾发生过惊险故事。值得庆幸的是，在经历一番磨难与曲折后，这些国宝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无论是珍藏在大陆(如大盂鼎)，还是在宝岛台湾(如毛公鼎)，都依然属于整个中华民族所有、所享，所有华夏儿女对之皆可共沾荣光。大金钟虽然已无法得到文物等级方面的甄别与考实，但从其体量硕大与它本身所承载的丰厚历史信息看，其重要意义和价值无疑是不可小觑与轻视的。回头再看甘博那张照片，铁塔作为时代的见证者依然矗立在那里，而金代古钟则在战争中消失。我们无法相信，懂得文物价值、在战争中曾大肆搜罗中国文物的日本侵略者会将它销毁。也许，某一天在某地它突然重返人们的视野；也许，作为文物的它永远消失了……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