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本好书 讲好“两航”起义故事
刘建民（河南大学 475000）
在今年暑假的里，我阅读了一本原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两航起义领导者之一《刘敬宜传》（2001年7月 中国文史出版社），并从网站上浏览了相关的链接，看完之后，了解了两航起义中很多鲜为人知英雄壮举，今天我就把这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分享给大家。
在中国航空博物馆里，有一家上世纪40年代美国制造的康韦尔CV-----240型飞机。这架飞机看上去有些老旧，但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它是中国航空领域最先进、最豪华的客机。机身上的“北京”二字是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因此被命名为“北京”号。这架飞机之所以声名赫赫，是因为发生在1949年的那场震惊世界的两航起义。
“两航”困局与两位重要人物。两航是指原国民党政府交通部与外资企业合办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运输公司，分别简称为“中航”和“央航”。
经过抗日战争后期的“驼峰空运”和抗战结束之后的“复员运输”，1948年，两航的运输业务已有很大发展，拥有C-46和CV-240等型号飞机近百架，成为国民党政权的重要空中交通工具。因此，两航的动向对国民党军事运输乃至整个国共双方的战场形势起着至关紧要的影响。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南京、上海解放并控制了中国大部分国土。国民党政权退踞重庆、成都，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集结力量，妄图依托西南，伺机反扑。此时，两航的航线急剧萎缩，运输业务比 1948年下降了60%。曾经在帮助国民党军事运输中发挥作用的两航也陷入了困境。1948年、1949年，两航等主要部门迁到香港。到香港后，同英资航空运输企业之间业务利益的矛盾更加尖锐化了。1949年6月，港英民航处通知中航，须于一个月内将中航飞机大修厂与发动机修理厂迁出启德机场。7月29日和8月11日，港英当局又先后下令征用中航两处厂房，并限于8月15日移交港英当局。此时，两航尤其是中航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照片上这个满脸微笑、一身戎装的青年人名叫刘敬宜。（1899—1973年），河南开封人。1912年7月毕业于开封公立工业学校，同年9月考入当时的河南最高学府“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河南大学前身）首届英文科。他天资聪颖，学习努力，英语、法语、德语、高等数学、西洋史等各科成绩俱优。在校期间，他开始留心世事，于社会时务已有独立见解。尤其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由衷赞佩，牢固树立了关心国家大事，将来做一番大事业的志向。1917年，他以毕业成绩列全校前10名的高分考取公费留学欧美资格。1918年就读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密治安大学。20年代中期，刘敬宜回到祖国，决心为发展中国航空工业贡献自己的力量。1947年5月，50岁的刘敬宜被任命为中航总经理。在他的带领下，中航拥有运输飞机60架。不但运输总周转量在国际上排名第八，更在香港的启德机场坐拥全亚洲最大飞机维修基地，可以称得上亚洲首屈一指的行业巨头。抗日战争胜利后，刘敬宜对蒋介石背叛革命、悍然发动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全国内战深表不满。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鼓舞下，在周恩来、宋庆龄等人的帮助下，1949年11月9日，刘敬宜毅然率领中国民航公司、中央航空公司数十名科技知识分子和工作人员，驾驶十多架飞机从香港飞回北京和天津，成功地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他作为中国第一代优秀的航空机械专家，以全副精力投入民用、军用各种型号飞机的研制工作，中国许多型号飞机的研制都凝聚了他的心血和智慧。1956年，刘敬宜被评为一级研究员。1964年当选全国政协委员，1973年5月病逝，终年74岁。
他是时任央航总经理的陈卓林。原名陈卓林(1892~1965)，广东台山人。青年时代受孙中山"航空救国"思想熏陶，考入美国寇蒂斯航空学校学习飞行并完成学业。回国后，他先后担任飞行员和飞行教官。在广州任飞机师，参加航空队的作战，投入了第一次东征陈炯明和保卫广州革命政权的战斗。次年，被航空局委派到孙中山在广州创办的广东军事飞行学校任飞行教官，参与培训国内第一批航空骨干的飞行教学。1925年，广东革命政府派陈卓林等人去苏联考察并买回8架飞机，组成北伐飞机队(又称中山飞机队)，他任队长，直属北伐军总司令部，参加北伐作战。在九江战役中，将北洋军阀孙传芳司令部所驻的江新轮船炸毁，瘫痪其指挥，加速了革命军的胜利。大革命失败后，一度受李宗仁之聘，为广西培养航空人才。1932年，广东空军重新改组后，陈卓林返回广州，出任广东空军参谋长。1936年7月18日，他率领飞行员驾机离广州北飞投蒋，但并没有获得蒋的重用。1940年，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驻香港办事处主任。1943年3月，任“央航”总经理。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提出“振兴央航”计划，启用多数正驾驶中国飞行员，培养机务骨干，运输业务迅速发展。实现了“建立一个真正由中国人自己办的航空公司”的愿望。1948年秋，经副总经理查镇湖介绍，陈卓林开始同中共地下党秘密接触。1949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派吕明、查镇湖到香港策动“两航”起义，更加坚定了陈卓林的起义决心。
1949年11月9日，刘敬宜和陈卓林一起，毅然率领在香港的“两航”全体员工起义，并联名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自即日起宣布停止通航蒋管区域，与国民党政权断绝关系，归附中央人民政府。”同年底，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民用航空局(简称军委民航局)派刘敬宜、陈卓林两位总经理到香港处理“两航”资产问题。1965年在香港逝世，终年73岁。
多方合力，共策起义。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进入后期，国民党军队已被解放军阻隔和包围在水陆交通断绝的大城中。国民党除出动空军运送物资支援外，还下令各民用航空公司也必须参加专包机空运。两航是民航专包机空运的主要力量，除了少数客机维持正常运营，其他飞机全部都成了国民政府的专包机。
1949年5月12号，中共第三野战军发动了以消灭汤恩伯主力，解放大上海为目标的上海战役，11天后上海解放。时任上海军管会空军部部长的蒋天然，奉命接管中航和央航残留在上海的资产。这天正在刘敬宜办公室整理残留文件的蒋天然，从一堆资料里发现了一张不起眼的纸条。他立刻就把这张纸条上交给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天，一份由华东局起草的关于争取两航起义的报告就放在了周总理的办公桌上。档案上记载的纸条内容这样写到：我公司留存上海之飞机及各种设备均应妥善保管并清点造册，将来移交给新政权。经过辨认，这是刘敬宜的字迹。刘敬宜虽然按照蒋介石的命令迁到了香港，但他对新中国是有好感的。因此，在华东局看来，完全可以把他争取到人民这边来。
要想争取成功“两航”起义，刘敬宜和陈卓林两位总经理的态度至关重要。在起义的事情上，刘敬宜一直犹豫不决。央航的总经理陈卓林早早地就和地下党进行了接触，表示一旦有机会就会在央航发动起义。
一次偶然的事件，彻底改病了刘敬宜的态度。上海解放后，恢复了和香港的通讯。很多在香港的两航员工都收到了亲人的家书，在这些家书里，有很多这样的内容：上海解放之夜，为了不打扰老百姓，解放军战士铺着麻袋就在大马路上席地而卧。这张由新华社随军记者陆仁生拍摄的照片发表以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国外媒体也纷纷转载，并冠以“胜利之师 露宿街头”的醒目标题，这一幕让之前的刘敬宜对共产党不太了解有了深深的触动，国民政府为了加强对两航的控制，蒋介石下令要求两航公司火速迁往台湾。更让刘敬宜更没有想到的是，他收到港英政府的紧急通知，说英国空军要占用启德机场。刘敬宜的处境十分尴尬。接着，又一件大事发生了。1949年10月14号，广州解放。到了这个时候，刘敬宜也明白了，寄人篱下终究不是长远之计。面对蒋介石一道又一道的迁台命令，刘敬宜一拖再拖。1949年11月7日深夜，正当他苦苦思索如何摆脱困境的时候，突然，一阵敲门声响起，把他吓了一跳。刘敬宜打开门，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中航香港办事处处长何凤元。何凤元一闪身就进了办公室，并且很小心的左右张望一番，关好房门，这才走到他的办公桌前，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刘敬宜一看到封面就震惊的深吸了一口气。何凤元递给刘敬宜的文件：《中国航空公司全体员工起义宣言及签名》。这份文件是由中航42名中层部门负责人、业务骨干、飞行员郑重签名的。在这份儿宣言里，全体起义员工向刘敬宜恳切的表示，渴望脱离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回归新中国。看着宣言上一个个刚劲有力的签名，刘敬宜沉默了许久。尽管他早就知道有些员工在和共产党接触，想回大陆，但他没想到，这股力量竟如此巨大强大，如果所有的人都回去了，他一个还留下来干什么呢？这一次，刘静怡终于下定了决心，率众起义。
飞回祖国大陆。根据起义计划，两航公司计划于11月10号各派出10架飞机率先起义飞往大陆，待他们北飞大陆成功之后，留守在香港的4000多名员工再宣布起义。为了保证计划的成功，从10月份儿开始，“两航”公司的员工经常在午夜12点过后，趁着夜色偷偷的进入仓库，悄悄的把一些贵重的航材装进一个个大木箱。这些价值数千美金的珍贵航材就是他们准备起义后一起带回大陆的。机务部门对每一架飞机的状况做了摸底，精心挑选了20架性能最为良好的飞机。11月8日，离预定起义的日期还剩下不到两天的时间，央航公司传出了一个坏消息，两航起义小组的工作被央航副总经理陈文宽察觉了，那么，陈文宽会不会告发与他朝夕相处的同事呢？如果他选择告密，那么不仅整个计划功亏一篑，所有起义的人员也都会没命。好在陈文宽是老飞行员了，对同事们感情很深，所以，他并没有将这件事情上报给国民党当局。就在这天晚上，两航起义小组全体北飞人员在地下党员吕明、查夷平的组织下，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讨论北飞具体的细节，落实起义全部准备工作。
从记载的档案看：飞行员于11月9日清晨五点到机场，六点开始起飞，一共有12架飞机参加北飞，中航10架，央航2架。其中有央航当时最大、最豪华的客机“空中行宫”号，载着刘敬宜、陈卓林两位总经理和起义宣言等重要文件直飞北京，其余11架飞往天津。就在开会的时候，地勤人员把已经装箱的器材以及连夜装好的新箱子送到机场行李房，将他们伪装成普通的货运箱，分别装进12架飞机。11月9日，天还没亮，参加起义的飞行员已经抵达机场，12架飞机也已经整整齐齐的停放在了跑道上。为了骗过塔台的工作人员，起义小组使出了障眼法。他们精心制定了两套排班表，一套是起义机组的真排班表，另一套则是掩人耳目的假排班表。
11月9日凌晨6点，参加起义的12架飞机已经全部准备好了。他们按照假飞行表一一向塔台通报了飞行计划，并得到了许可。十分钟后，潘国定驾驶“空中行宫”号率先腾空而起。秦永棠驾驶的是第五架飞机。6:30左右，12架飞机全部升空，但这时起义尚未真正成功，从香港到京津要历时八个小时。一开始，他们朝着假飞行表设定的航向飞了一段儿。一脱离塔台后的控制区，便立即调转机头，向北京、天津的方向飞去。出于安全起见，12架飞机按不同机型分两条航线，一批经汉口北上，一批取道南昌至天津。飞过长沙不久，机舱里响起了一个期盼已久的声音，这里是武汉人民广播电台，每隔15秒钟，电台就播放一次，大家又欢呼雀跃起来。原来，中央政府为了使没有地面导航的起义机组安心，便安排武汉人民广播电台从飞机起飞开始，一直循环播放这里是武汉人民广播电台这句广播。听到这句话，机组人员就知道自己到武汉了，过了汉口，远在桂林和台湾的国民党飞机就追不上来了。然而，飞过武汉，临近信阳时，意外再次发生，秦永棠机组向其他飞机发出警报说，发现国民党的飞机，大家的心一下子又提了起来，原来秦永棠的报务员紧张过度，当他们低空飞跃山沟时，报务员把前面的鸟儿看成了敌机。好在大家很快就发现这纯属误报，虚惊了一场。北飞机群飞过郑州之后，离目的地越来越近。国民党空军的威胁彻底解除，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央航机长潘国定驾驶的一架CV--240型“空中行宫”号飞机速度较快，它搭载两航的总经理刘敬宜和陈卓林，以及吕明、查夷平等随行人员，于当日12:15到达北京西郊机场。其他11架飞机由中航机长陈达礼带队，经过八个小时的长途飞行，降落在了天津张贵庄机场。中午12点左右，留守香港的起义小组核心成员陈耀寰、何祖锐立即按原定计划，组织在港的两航员工签名支持起义。
两种精神，可歌可泣。我从书籍篇章里知道了他的为人之道、为业之道以及他浓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更让我敬佩他少年立志远赴美国、不恋物质享受而以辛勤拼搏之学业报效祖国的勇敢选择，敬佩他在中国数十年风云动荡的内争外侮中致力于发展中国的航空、民航事业并与外国列强势力抗争而求民族利益的坚韧精神，敬佩他审时度势，在中国国共两党所代表着的旧新两个中国命运的大决战中毅然以员工利益第一、民航事业第-一、热爱祖国第一的原则和不怕柄牲的精神率众起义的伟大壮举。
1949年11月12日，毛主席电贺刘敬宜、陈卓林和两航起义员工：希望他们团结一致，为建设人民航空事业，并为保留在香港的祖国财产而奋斗。同一天，周总理致函两航员工，宣布两公司受中央人民政府管辖，任命刘敬宜、陈卓林分别任两公司总经理。11月15日，周总理在北京饭店会见并宴请了两航起义的北飞全体人员，北飞机组顺利抵达目的地。留在香港的两航员工拿起武器，开始护卫两航留在香港启德机场的资产，以便移交给新中国。起义后，中央人民政府民航局立即着手两航留港澳人员复员事宜。从1950年1月16日起，央航复原广州，中航复原天津、上海。到1950年底，累计香港两航公司复员广州、上海、天津的员工共1725人，直系亲属2474人，总计4199人。两航留港员工在军委民航局、民航广州办事处的直接领导下，同中共港澳工委和有关部门通力合作，排除各种阻碍，完成了护产抢运任务。截至1952年年底，共运回器材约15000箱（件），汽油3600桶和其它物资设备等。而北飞的12架飞机和后来由两航机务人员修复的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16架飞机，构成了新中国民航初期的机群主体。起义运来的器材设备成为新中国民航初期维护飞机所需的主要航空器材来源，并组建了太原飞机修理厂和天津电讯修理厂。两航起义被毛泽东称为“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起义的人员、飞机和器材奠定了中国民航事业的基础。 （作者：刘建民）
（资料来源于《河南大学报》：https://wx.ihwrm.com/baokan/article/info.html?doc_id=42476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