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河南大学的校长们，具有一些共同的优秀品质，如：全部校长有留学欧美或日本的背景，并大多获得了博士、硕士学位，接受了先进的教育理念，眼界开阔；中国传统文化学养深厚，注重在办学中融合中西文化；多为知名学者，在各自领域成就显著，学术造诣深；管理能力突出，在社会急剧动荡时期应对各种挑战，有效管理学校，保障教学秩序，带领学校稳步发展；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谨遵“学高为师、德高为范”的职业信条,无私德负评。
鉴于诸位校长所具有的能力、资历以及河南大学的社会地位，所以有多人在长校前后或长校期间还担任河南省教育厅长，如张鸿烈、凌冰、查良钊、邓萃英、黄际遇、李敬斋等。民国期间战乱频仍，诸位校长在异常艰难的社会环境中，推动了河南大学的发展、壮大，为中国现代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民国相去已远，让我们从一些校长面对学生时所展现出来的办学理念、办学思想作为切入点，缅怀他们对大学精神塑造、人才培养、文化传承等方面所做的奉献。
1916年，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同学编印了同学录，他们邀请林伯襄为《同学录》作序：
林伯襄先生是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首任校长。在《同学录》序言中，林校长直指教育与国家命运的深刻关联，开篇即以“无学则亡可惧也”警示国人：缺乏现代教育将直接导致民族危亡。这一论断源自清末民初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当时的西方列强凭借科技与制度优势欺凌闭关锁国的中国，我们传统科举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人，已无法应对恶劣的竞争环境，急需建立现代教育体系，培养大批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人才来振兴国家。同时，林先生又痛陈“有学乃与无学同”更为可哀----即便形式上兴办新学，若所学内容不能转化为救国能力，则教育仍形同虚设。这种“耻莫大矣”的忧愤，乃是对教育实效性的强烈呼唤。
他强调教育的目标是“谋取他人以生、以存、以明、以强之学，生我、存我、明我、强我善术也”。为什么要创办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让诸位同学“业于斯”？是为了培养兼具国际视野与本土问题意识的人才，“预备”后走出去学习西方的科技与制度，实现本土化转化，使中国摆脱“落后挨打”的困境。林先生问大家：诸生果同此志否？
文中反复出现“惧”“哀”“耻”：“中国之以无学亡为惧、为哀、为耻者，其尚有人在耶”，这种以耻感为动力的教育观，反映了近代“教育救国”一代学人的精神底色，也折射出近代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中的集体焦虑。
林校长所讲的核心内容在于以教育为刃，劈开民族复兴之路。虽然今日之中国已非“救亡”语境下的弱者，高等教育规模也雄踞世界前列，但“有学乃与无学同”的隐忧仍在，毕业生“结构性失业”问题屡见不鲜。况且一些学校追求论文数量、攀比排名位次，却忽视解决“卡脖子”技术、社会治理等现实问题，这些与林先生批判的“无效之学”无异。所以说，林校长的疾呼虽已逾百年，但其思想对当下中国高等教育仍具镜鉴意义。
在同一本同学录中，当年接替林伯襄担任校长的丁德合先生也作了序：
丁先生以诗意语言抒发了对师生情谊、教育传承的深切感怀。他以“桃李春风”“绿满窗前”描绘校园生活的明媚，但旋即感慨“电光石火，转瞬即灭”----美好时光易逝，师生“共砚切磋”的日常终将面临“劳燕分飞”。既是对青春易老的喟叹，亦是对教育时光的珍视与怅惘、知识传承紧迫性的隐喻。《同学录》作为“敬乐标识”，记录学子“横经态度”的求学风貌，即使容颜难忆，仍可通过“姓氏里居”追溯同窗情谊。他日翻阅时，见诸生“某也贤，某也才，某也尽瘁国家”，成为“社会上有用之人物”，甚为慰藉师者之心。丁先生将个体成长与家国责任相联结，体现了教育者“以人载道”的理想。他不以学术成就为唯一标准，而更看重学生“宣力社会”的实践价值。“彬彬然为社会上有用之人物”的期待，折射出民国教育“经世致用”的核心理念----学问须走出书斋，转化为改造社会的力量。
丁先生的序言，如一幅民国教育的精神画卷：既有“俯仰其间”的当下沉浸，又有“梦回欹枕”的未来遥望；既见“电光石火”的哲思，更藏“寄梅消息”的绵长。在高等教育日益标准化、工具化的今天，重读此文，恰似一剂唤醒初心的良药。教育的终极目的，从来不是生产“标准化零件”，而是培育“有温度的生命”，让每一个学子在时代浪潮中，既成“有用之材”，亦为“有魂之人”。
（来源：公众号 素卷观澜）
